九月**，深圳電子工業學校。

培訓班教室在教學樓三樓最東頭，窗外是一排芒果樹，芒果已經下市了，樹葉還綠著。三十個人坐在梯形教室里，年齡從二十出頭到四十多歲不等，有電子廠的工程師，有研究所的技術員，有剛從大學畢業分配來的學生。我是唯一一個維修工。

講臺上站著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教授，姓孟，燕京來的，頭發花白，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中山裝。他在黑板上寫下第一行板書：集成電路基礎——從晶體管到邏輯門。

“集成電路，就是把很多個晶體管集成在同一塊硅片上。”孟教授轉過身，粉筆灰落在袖口上，“1947年，貝爾實驗室發明了第一個晶體管。1958年，德州儀器造出了第一塊集成電路，上面只有五個晶體管。今天，一塊指甲蓋大小的芯片上，可以集成上萬個晶體管。這就是我們要學的東西。”

臺下有人吸了口涼氣。上萬個晶體管，集成在指甲蓋大小的硅片上。1984年的中國，這聽起來確實像天方夜譚。我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，膝蓋上攤著筆記本，筆帽還沒摘。孟教授講的內容對我來說是入門中的入門——集成度的概念、TTL與CMOS的區別、光刻工藝的基本流程。這些東西上一世我花了十幾年才系統掌握，這一世，它們只是我知識體系最底層的地基。

但我不能表現出任何異常。一個維修工，第一次接觸集成電路就全部聽懂，會讓人起疑。所以我每隔一會兒就皺一下眉，在筆記本上記幾個問題，下課后去問孟教授。問的問題都控制在“課堂上講過的內容，稍微延伸一點”的程度——不太蠢，也不太聰明。孟教授回答完之后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基礎不錯。以前學過？”

“自己在廠里翻過幾本書。”

他點了點頭，沒再追問。

培訓班的課程排得很滿。上午理論課，下午實驗課。實驗課的設備是電子工業學校剛從港灣區引進的——一套完整的集成電路設計工作臺，包括圖形終端、數字化儀、和一臺小型計算機。整個深圳只有這一套。我們三十個人分成六組，每組輪流上機。第一次上機的時候，我坐在終端前面，手指放在鍵盤上。1984年的計算機鍵盤，灰白色，按鍵又高又硬，按下去會發出咔嗒咔嗒的機械聲。屏幕上跳動著綠色的字符，光標一閃一閃。

我閉上眼，深吸一口氣，然后睜開。手指落在鍵盤上。

那天我輸入的程序是培訓班教材上的一個例題，設計一個簡單的與非門電路。我敲鍵盤的速度控制在“剛學會打字”的水平，偶爾會停頓，假裝在思考。程序編譯通過，仿真波形正確。坐在旁邊的組員——一個從深圳電子研究所來的技術員——看著屏幕上的仿真結果，說了一句：“你學得挺快。”

“老師教得好。”我說。

下課后，我沒有回宿舍。我去了華強北。

1984年的華強北還不叫華強北，叫“上步工業區電子配套市場”。一長排鐵皮棚子，沿著深南中路鋪開，里面擠著上百個攤位。賣電阻電容的，賣萬用表示波器的，賣進口收錄機電視機的，還有賣各種說不出名字的電子元件的?？諝饫飶浡稿a、塑料、和港臺流行歌曲混在一起的復雜氣味。鄧麗君的歌聲從某個攤位的收錄機里飄出來，和隔壁攤位討價還價的聲音攪成一團。

我在市場里走了整整一個下午。每一個攤位賣什么，價格多少，老板是誰，生意好不好，全部記在腦子里。上一世，我在這里待了二十年。我知道哪個攤位的位置將來會變成黃金地段，知道哪種元器件會在未來幾年價格暴漲，知道哪個老板會因為走私被抓，哪個老板會靠囤貨發家。但這一世，我沒有錢，沒有攤位，沒有貨源。我只有一個培訓班學員的身份，和口袋里那張廠里開的脫產學習證明。

走到市場最東頭的時候，我看見了他。

周衡。

他站在一個賣進口收錄機的攤位前面，穿著白襯衫，袖口挽到小臂，手里拿著一臺索尼收錄機正在翻來覆去地看。他比我記憶中年輕了太多——沒有白發，沒有發福，眼角沒有那些被歲月和算計刻出來的皺紋。但他的眼神沒變。那種從下往上打量人的眼神，像在給每一件東西估價。包括人。

我站住了。他沒有看見我。他正專心致志地檢查那臺收錄機，和攤主討價還價。他的聲音從人群里傳過來：“這個型號在港灣區已經過時了，你進價最多三百港幣。賣我四百，你還有得賺。”攤主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，被他說得臉色一僵。周衡笑了笑，把收錄機放下。“你再考慮考慮。我明天再來。”

他轉過身，朝我這邊走來。人潮在我們之間涌動。我側過身，低頭看旁邊攤位上的萬用表。他從我身后走過去，白襯衫的下擺在熱風里輕輕飄動。他沒有認出我。這一世，我們還不認識。

我在那個攤位前站了很久。萬用表的價格牌立在旁邊：上海第四電表廠，MF-47型，售價85元。我盯著那個價格牌，腦子里反復轉著同一個念頭。上一世，周衡找到我的時候，是1986年。我在華強北的攤位剛開張，生意慘淡，連租金都快交不起。他拿著一臺進口收錄機來找我修，修好了，請我吃飯，說“兄弟，你手藝這么好，不如我們一起干”。我答應了。后面的事，用了一輩子去后悔。

這一世，1984年，他還沒有找到我。這一世，我不會讓他找到。

“小伙子，買萬用表？”攤主的聲音把我拉回來。

我回過神來，搖了搖頭，轉身走出市場。夕陽把深南中路照成金色，自行車流在慢車道上匯成一條河，鈴鐺聲此起彼伏。我站在路邊，把雙手插進口袋?？诖镉信嘤柊嗟膶W生證、廠里的脫產學習證明、還有一張皺巴巴的十元鈔票——這個月的生活費。

我沿著深南中路往回走。走過電子工業學校的校門，走過那排芒果樹，走過操場上的籃球架。操場上有人在打籃球，球砸在水泥地上，砰砰的聲響在暮色里傳得很遠。我走回宿舍，坐在床邊，從枕頭底下拿出筆記本。翻開第一頁，開始寫。

“1984年9月，華強北攤位分布：東區1-50號，主營進口收錄機電視機，貨源主要來自港灣區走私渠道，利潤高但不穩定。中區51-100號，主營電子元器件，貨源來自國營廠處理品和進口尾單，利潤低但周轉快。西區101-150號，主營維修服務和二手設備，技術門檻高，競爭相對較小……”

我寫了整整一夜。天亮的時候，筆記本記滿了二十頁。每一頁都是1984年華強北的詳細調研——攤位的分布、商品的種類、價格的波動、貨源的渠道、老板們的背景和性格。這些東西上一世我用了三年才慢慢摸清。這一世，我用了不到一個月。

我把筆記本合上，放在枕頭底下。窗外的操場上，晨霧還沒散，已經有早起的人在跑步了。我躺下來，閉上眼。手搭在枕頭邊緣，指尖能感覺到筆記本的硬殼封面。1984年9月的晨光從窗簾縫隙里漏進來，落在床沿上。我不再是一個從零開始的學徒。我是一個帶著三十年技術記憶、二十年商業教訓、和一份華強北全地圖的重生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