培訓班進行到第二個月的時候，我發現了那批收音機。

事情很偶然。那天下午沒課，我在華強北市場里轉，路過西區最角落的一個攤位時，看見攤主正把一摞紙箱往三輪車上搬。紙箱上印著日文，旁邊有“PANASONIC”的英文字樣。松下。

“師傅，這些是什么？”我問。

攤主是個四十多歲的潮汕人，姓蔡，我上一世認識他——他后來靠倒騰進口電子元件發了財，90年代初在華強北買了三個鋪面。但那是后來的事。此刻他正滿頭大汗地搬箱子，心情顯然不太好。

“廢品。”他把箱子往三輪車上一頓，“從蛇口拉回來的一批進口收音機，全是壞的，修都修不好。當廢品賣，一臺五塊錢都沒人要。”

我的心跳快了一拍。“我能看看嗎？”

蔡攤主打量了我一眼，大概覺得這個年輕人閑著也是閑著，隨手從箱子里掏出一臺遞過來。松下RF-8，櫻花國原裝進口，八波段，在1984年的中國市場是絕對的尖貨。全新的要賣到兩百多塊，還要外匯券。我拆開后蓋，用萬用表測了一下。保險絲燒斷。再測電源模塊，完好。測功放模塊，完好。測調諧電路——完好。

問題只有保險絲。

我控制住表情，把后蓋合上。“蔡師傅，這批貨有多少臺？”

“三十多臺吧。怎么，你想要？”

“五塊一臺？”

蔡攤主看著我，眼神里有一種老華強北人特有的精明。“你要全包的話，四塊。不能再少了。”

我在心里算了一筆賬。三十多臺，四塊一臺，總共不到一百五十塊。修好之后，一臺至少賣八十塊。三十臺，兩千四。成本一百五。我沒有立刻答應，而是皺著眉頭想了一會兒，做出一副“很猶豫”的樣子。這是我在華強北學到的第一條商業法則：不管多想成交，臉上都要寫滿猶豫。

“我得先看看貨。”我說。

蔡攤主把三輪車上的箱子全部卸下來，一共六個紙箱。我一箱一箱打開，一臺一臺檢測。全部是保險絲燒斷。應該是運輸過程中電壓不穩導致的——從港灣區走私過來的貨，中途要倒好幾手，充電環境極不穩定，保險絲首當其沖。但對于不懂電路的人來說，機器不開機就是“壞了”，修不好就是“廢品”。

三十七臺。全部是保險絲問題。

“我要了。”我直起腰，“但我現在沒帶那么多錢。能不能先付定金，明天來拉貨？”

蔡攤主想了想，同意了。我把口袋里僅剩的三十塊錢掏出來，付了定金。回到宿舍，我把壓在枕頭底下的所有積蓄取出來——一百二十塊。培訓班的生活費，我省了又省，攢下的全部家當。加上付過的定金，剛好一百五。

第二天，我把三十七臺收音機拉回了宿舍。宿舍是四人間，室友們看著我把六個大紙箱搬進來，全部愣住了。“紀恒，你搞什么？”“撿垃圾回來了？”我沒解釋，只是把最上面那臺收音機拆開，換上新的保險絲。新保險絲是在華強北買的，幾分錢一個。裝上電池，按下開關。收音機里傳出了清晰響亮的音樂聲。

室友們全部安靜了。

那之后的一個星期，我白天上課，晚上修收音機。三十七臺，一臺一臺拆開，換保險絲，重新調試，清潔外殼，裝箱。阿芳是在那個時候第一次幫我的。她在華強北賣磁帶，和我一樣是培訓班學員——她報的是電子營銷班，就在我們隔壁教室。她不知道從哪里聽說我買了一批“廢品”收音機，下課后跑到我宿舍門口，探頭往里看了一眼。

“聽說你買了一堆破爛？”她的酒窩很深。

“不是破爛。”

“我能看看嗎？”

我遞給她一臺修好的。她翻來覆去看了很久，打開后蓋，又合上。她不懂電路，但她懂市場。“這臺收音機，在華強北能賣到八十塊。”她把收音機放回箱子里，“你打算怎么賣？”

“還沒想好。”

“我幫你賣。”她說，“我的攤位人流量大。每賣一臺，你給我五塊錢提成。”

我看著她。阿芳比我小兩歲，但她在華強北待的時間比我長。她的攤位在東區入口處，是整個市場人流量最大的位置之一。上一世，我沒有和她合作過。因為上一世我沒有在1984年遇到這批收音機。

“成交。”

三十七臺收音機，阿芳賣了八天。價格從八十到一百二不等，最后平均成交價九十五塊。三十七臺，總銷售額三千五百一十五塊。扣除給阿芳的提成一百八十五塊，扣除收購成本一百五十塊，扣除保險絲和清潔劑的成本不到十塊錢。凈利潤，三千一百七十塊。

三千一百七十塊。1984年的三千一百七十塊，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五年的工資。

阿芳把錢交給我的那天晚上，我們在華強北路邊的大排檔吃炒河粉。她把一沓鈔票推過來，用皮筋扎得整整齊齊。鈔票上有一股電子市場特有的味道——焊錫、塑料、和港臺流行歌曲混在一起的味道。

“你接下來打算怎么辦？”她問。

“租攤位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我看著街對面華強北市場那一長排鐵皮棚子。棚子里的日光燈把整條街照得雪亮，人來人往，討價還價的聲音隔著一條街都能聽見。1984年的華強北，是中國電子產業最野蠻、最混亂、也最有生命力的地方。上一世，我在這里起家，也在這里跌落。這一世，我不會再跌倒了。

“然后，”我把鈔票收進口袋，“從頭來過。”

阿芳沒有追問。她端起茶杯，碰了一下我的杯子。“那就從頭來過。”

1984年10月15日，我在華強北電子市場C區租下了第一個攤位。兩平米，一張桌子，一個貨架，一盞日光燈。月租三十塊，押一付三。攤位上方的招牌是我自己用油漆寫的：紀恒電子維修。

開張第七天，一個穿著中山裝的中年男人站在攤位前，拿起一臺修好的收音機看了很久。他戴著金絲眼鏡，手指修長，像是常年拿筆而不是拿工具的人。他把收音機放下，又拿起另一臺收錄機，拆開后蓋仔細看里面的電路。看了很長時間。

然后他放下收錄機，掏出一張名片放在柜臺上。

“我是深圳電子研究所的。你修過的機器，電路重新設計過？”

我看著那張名片。深圳電子研究所——華南地區電子技術的最高殿堂。1984年，他們正在承擔國家“六五”科技攻關項目中關于集成電路設計的課題。

“有些優化。”我說。

“自學的？”

“培訓班教的，加上自己琢磨。”

他把名片往我面前推了推。“有沒有興趣來我們所里工作？不是維修。是參與集成電路設計項目。”

柜臺外面，華強北的人潮來來往往。阿芳在隔壁攤位給顧客試磁帶，鄧麗君的歌聲從收錄機里飄過來。日光燈在我頭頂嗡嗡作響。

我看著那張名片。上一世，我沒有收到過這樣的邀請。因為上一世我晚了整整兩年才在華強北站穩腳跟。那時候電子研究所的項目組已經滿員了。這一世，1984年10月，他們主動找上了門。

我沒有立刻回答。我把名片收進口袋，說了一句：“讓我想想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