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沒有立刻答應電子研究所的邀請，但也沒有拒絕。

那張名片在我口袋里揣了三天。第三天傍晚，我按照名片上的地址，找到了深圳電子研究所。研究所在上步工業區最北端，一棟四層灰磚樓，外墻爬滿了爬山虎。門口掛著白底黑字的牌子：深圳電子研究所。牌子是木頭的，漆面已經開裂了。我站在門口，把名片從口袋里掏出來，又看了一遍。然后推門進去。

研究所的走廊很安靜，日光燈把水磨石地面照成冷白色。兩側的房間門緊閉著，偶爾傳來儀器發出的滴答聲和低聲交談的人聲。集成電路設計室在三樓最東頭。我敲門，開門的是一個戴金絲眼鏡的中年男人——就是那天在攤位前站了很久的那個人。他姓孟，是設計室的主任，燕京來的集成電路專家。

“進來。”他側身讓我進門。

設計室不大，四張繪圖桌拼在一起，桌上堆滿了圖紙、鉛筆、橡皮和成卷的坐標紙。墻上掛著一幅巨大的電路圖，密密麻麻的線條和符號，從天花板一直垂到踢腳線。角落里的工作站和培訓班用的是同一型號——從港灣區引進的集成電路設計系統，灰白色的終端，綠色字符屏幕。整個深圳只有兩套，一套在培訓班，一套在這里。

“你考慮得怎么樣？”孟主任給我倒了一杯水。

我沒有接水杯，而是從隨身帶的帆布包里取出一卷圖紙。“孟主任，我先給您看樣東西。”

圖紙是我用培訓班發的坐標紙手繪的，一共十二張。第一張是一臺索尼收錄機的電路原理圖，第二張是松下收音機的電路圖，第三張是三洋電視機的電源模塊圖……十二張圖紙，涵蓋了四個櫻花國品牌、六種主流型號的電路設計。不是簡單的抄板，是反推——從實物電路板逆向還原出原理圖，再標注出每一處關鍵節點的電壓、電流、信號波形。

孟主任把圖紙一張一張攤開在繪圖桌上。他的手指沿著電路線條緩緩移動，在某一個節點停住，沉默幾秒，繼續移動。看完最后一張，他把圖紙卷起來，抬頭看著我。

“你自己畫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花了多長時間？”

“從九月份到現在。兩個月。”

孟主任摘下眼鏡，用袖口擦了擦鏡片，重新戴上。“你知道我們所在做什么項目嗎？”

“集成電路設計。國家‘六五’攻關項目。”

“具體一點。”

“NMOS工藝，3微米線寬，目標是設計出一塊包含兩千個晶體管的通用邏輯芯片。”

孟主任的眼皮跳了一下。1984年，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的最高水平是5微米線寬，上海貝嶺剛引進了一條3英寸生產線。3微米線寬、兩千個晶體管，在當時的中國是天花板級別的技術指標。他沉默了幾秒，然后把圖紙還給我。

“這些圖紙，是你自己反推的。反推能力很強。但我們所做的是正向設計——從無到有，從功能定義到邏輯設計到版圖繪制。和反推是兩回事。”他頓了頓，“不過，你的基礎比我想的好。如果你愿意來，可以先從版圖繪制做起。”

版圖繪制，是芯片設計流程中最基礎的一環——把邏輯電路圖轉化成光刻掩膜版上實際圖形，每一根線條的寬度、間距、拐角都要精確到微米級。枯燥、繁瑣、容錯率為零。上一世，我做了五年版圖繪制，才摸到邏輯設計的門。

“我愿意。”我說。

孟主任點了點頭。“待遇方面，研究所是事業單位，工資不高。每月基本工資四十五塊，崗位津貼十五塊，合計六十塊。”六十塊。華強北攤位一個月的收入，好的時候能到三百。但我沒有猶豫。“什么時候可以上班？”

“下周一。”

從研究所出來的時候，天色已經暗了。爬山虎的葉子被晚風吹得沙沙作響。我站在門口，回頭看了一眼那棟灰磚樓。三樓最東頭的窗戶還亮著燈，孟主任還在設計室里。1984年秋天，中國集成電路產業最頂尖的一批人，就在那間連空調都沒有的房間里，用鉛筆和坐標紙，一筆一筆地繪制著中國自己的芯片版圖。上一世，我沒有走進這棟樓。這一世，我走進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