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天在研究所畫版圖，晚上和周末在華強北守攤位。研究所的工作比我想像中更枯燥。我每天的工作內(nèi)容是：把邏輯設(shè)計組送來的電路圖轉(zhuǎn)化成版圖——用鉛筆在坐標(biāo)紙上畫出每一層掩膜的圖形，標(biāo)注尺寸，檢查設(shè)計規(guī)則。畫錯了用橡皮擦掉重畫，一張版圖往往要反復(fù)修改十幾遍。和我同組的還有兩個年輕人，一個姓劉，一個姓趙，都是從華南工學(xué)院分配來的。他們比我早來半年，畫版圖的速度比我快得多。

“紀(jì)恒，你這一筆又畫粗了。”小劉趴在我的繪圖桌旁邊，指著坐標(biāo)紙上的一根線條，“擴散層的寬度必須是3微米，你這根線都3.2了。”

我低頭看。3.2微米，肉眼根本看不出來，是在顯微鏡下測量出來的偏差。我用橡皮把那根線擦掉，重新畫。手要穩(wěn)，呼吸要輕，鉛筆削得尖尖的，一筆下去不能有絲毫抖動。畫完之后再測，3.0微米，合格。

孟主任每周來檢查一次進度。他把我畫的版圖攤在燈箱上，用放大鏡一寸一寸地看。看完了，說了一句：“進步很快。”然后指出七處需要修改的地方。

晚上六點下班，我騎自行車從研究所趕往華強北。自行車是二手車市場花三十塊買的，二八大杠，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。從研究所到華強北騎車二十分鐘，我每天卡著點趕到攤位，開燈，把修好的機器擺上貨架，把待修的機器從柜臺下面搬出來。阿芳已經(jīng)收攤了，但她的攤位燈還亮著。她每天會幫我留一盞燈。

“今天來了三個客人，修收音機的。”她把登記本遞給我，“信息都記在上面了。”

我接過本子。阿芳的字很工整，每一筆都寫得認(rèn)認(rèn)真真：客戶姓名、機器型號、故障描述、聯(lián)系方式、送修日期。她的字比我好。我把待修的機器拆開，一臺一臺檢測。大部分是常見故障——保險絲燒斷、電容擊穿、焊點虛焊。修起來很快，一臺十幾分鐘到半小時不等。修好了裝回去，用記號筆在機器底部寫上編號，和登記本上的編號對應(yīng)。修不好的放在另一邊，等周末白天有大塊時間再仔細(xì)排查。

全部修完通常已經(jīng)十點多了。華強北的攤位陸續(xù)熄燈，鐵皮棚子里的日光燈一盞一盞滅掉，深南中路上的車流也稀疏了。我鎖好攤位，騎上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自行車，沿著深南中路往回騎。夜風(fēng)吹在臉上，帶著遠(yuǎn)處蛇口港的海腥味。

路過研究所的時候，我習(xí)慣性地抬頭看一眼。三樓最東頭的窗戶總是亮著燈。孟主任還在里面。

阿芳問過我，為什么不把華強北的攤位關(guān)了，專心在研究所上班。我說，研究所的工資六十塊，華強北攤位一個月賺三百。她想了想，說，那你兩份都別丟。她又問我，這么拼是為了什么。我沒回答。因為答案太長。上一世，我在華強北賺到了錢，然后被人把錢和技術(shù)一起騙走了。這一世，我要賺更多的錢，但我要把錢攥在自己手里。我要學(xué)最頂尖的技術(shù)，但我要把技術(shù)記在自己腦子里。研究所給我技術(shù)，華強北給我錢。兩者加起來，才是我不重蹈上一世的底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