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七點十三分，南城老城區一棟普通的居民樓單元房門口傳來三聲敲擊。不是用手指敲的，是用警用執法記錄儀的前端。

“沈伯安，開門。南城市巡捕房經偵大隊。”

門內傳來一陣跌撞聲，然后是周秀蘭尖銳的尖叫。沈伯安拉開臥室窗簾往下看了一眼——樓下停著四輛巡邏車。他后退一步，差點被地毯絆倒。周秀蘭抓住他的睡衣袖子，指甲深深摳進他手臂的皮膚里：“你不是說沒事的嗎？！你不是說他們查不到的嗎？！”

敲門聲毫不妥協。沈伯安打開門，看到三張警官證和一張逮捕令。罪名是“故意殺人、侵占遺產、偽造財務憑證”。他開口想說什么——想說“我是被冤枉的”，想說“顧家才是兇手”——但王隊長先他一步，用一種辦了三十年案子的老巡捕特有的疲憊語氣開口：“老沈，別說了。你當年找的那個地勤臨時工，他的銀行流水已經調出來了。你的債主也交代了。這么多年了，該認了。”

周秀蘭在臥室門口癱軟下去，被兩名女警架住。她忽然開始哭嚎，不是哭自己被抓，而是哭“那個老黑是我們花錢雇的，你們不能算在我頭上”——把縱火案也順便交代了。

被捕畫面被對面樓的住戶拍下來傳到了網上。不到兩小時，“明嵐畫廊創始人涉嫌殺弟”的新聞就登上了所有社交媒體熱搜。評論區像燒開的水，憤怒和震驚交織成片。

庭審安排在兩個月之后。沈畫出庭的那天，南城下了一場薄薄的冬雨。她穿了一身黑色的套裝，頭發一絲不茍地挽在腦后，耳朵上戴著顧母留下的那對珍珠耳釘。她從法院側門走進來，沒有回避任何鏡頭。

證人席上，檢方問了她一個問題：“你在沈伯安監護下生活了十年，期間有沒有任何一次他對你表示懺悔或內疚？”

沈畫沉默了幾秒。然后她抬起眼，對著整個法庭說：“沒有。他只是在記者會上哭過。”

旁聽席發出一陣低沉的嘩然。沈伯安坐在被告席上，頭一次沒有抬頭看她。他垂著腦袋，頭發灰白成一片臟兮兮的霧，西裝里面的襯衫領子皺得看不出原形。他失去了開口說話的力氣。

法官最后問沈畫還有什么補充陳述。她站起來，手放在證人席的欄桿上，聲音平穩得像是練習過很多遍——實際上她沒有練習過，她只是在心里憋了十年：“我爸媽離開的那一年，我剛學會畫鳥。他們走之前給我買了一套新顏料，放在行李箱里。后來那個行李箱被我大伯拿走了。顏料被我堂姐扔進了垃圾桶。今天我站在這，不是要回那盒顏料。我只是想讓他們知道——那個在畫展上拿金獎的小女孩，又拿起畫筆了。”

她坐下去的時候，旁聽席上程硯清摘下了眼鏡。顧司珩坐在第一排，他沒有鼓掌，沒有哭。但他放在膝蓋上的手攥成了拳，指節在黑色西褲上壓出深深的褶。

法官當庭宣判。沈伯安故意殺人罪成立，判處無期徒刑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。侵占遺產罪另案并罰，全部非法所得依法追繳返還受害人家屬。周秀蘭以包庇罪和縱火罪另案處理。

錘落的那一刻，沈畫閉了一下眼睛。她沒有哭，沒有笑。她只是把放在膝蓋上的手翻過來，掌心朝上，像在接一滴從天而降的雨。

散庭后，雨已經停了。沈畫走出法院大門，看到顧司珩站在臺階下面。他手里拿著一束白玫瑰，花瓣上還沾著細密的雨珠。他走上臺階，把花放進她手里。“三個月到了，”他說，嗓音里有種刻意壓制的平淡，“協議終止。現在你可以走了。”

沈畫接過花。她低頭聞了一下，然后抬起頭看他。她沒有說“好”，也沒有說“再見”。她只是伸出手，沒有接花的那只手，握住了他沒拿花的那只手。這個動作驚動了在場的幾個記者，快門聲噼里啪啦地響起。但她沒有松開。她的手有點涼，但手指穩穩地扣在他的掌心里。

“顧司珩，我有沒有告訴過你——”她說，“我從來不打算提前終止協議。”

她松開他的手，抱著那束白玫瑰走下臺階。鞋跟在濕漉漉的臺階上踩出一朵朵小水花。顧司珩站在原地，低頭看了一眼被握過的那只手，然后把這只手插進了西褲口袋里。

程硯清從旁邊湊上來，推了推眼鏡：“顧總，協議到期了。要不要我重新擬一份？”顧司珩看了他一眼，沒回答。但他的嘴角揚起一個很淡的弧度——那不是鋒利的笑，不是掌控局面的冷笑。是一個男人被人握了一下手之后，壓都壓不住的、溫柔的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