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建國，謝謝你。”大勇握著我的手，眼眶有點紅。

“謝什么？是你自己干出來的。”

“沒有你，我干不出來。”他松開我的手，從兜里掏出一包煙，抽出一根遞給我，“來，抽一根。”

我接過煙，他幫我點上。吸了一口，吐出來。煙霧在燈光下慢慢散開，像一朵花。

“大勇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攢錢，回老家蓋房子，娶媳婦。”

“還回老家？”

“嗯。京深不是我的家。”他看著我，“建國，你呢？你打算一直待在京深？”

“不知道。先干著吧。”

“你不一樣。你是大學生，有能力，有前途。不像我，沒文化，只能賣力氣。”他抽了一口煙，吐出來，“但我不后悔來京深。在京深這三年，我學會了賺錢，學會了做人，學會了不認命。”

我看著他，心里涌起一股說不出的滋味。大勇說的對，京深教會我們的，不是賺錢，是不認命。

六月底，我回了一趟老家。

請了一個星期的假，坐火車回去的。硬座，一天一夜。不是買不起臥鋪，是習慣了硬座。坐在硬座上，看著窗外的風景從城市變成農村，從高樓變成田野，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踏實。

到家那天，天快黑了。我娘站在村口的老槐樹下等我，穿著我給她買的紅棉襖——大夏天的，穿棉襖，熱得滿頭大汗。

“娘，大熱天的你穿棉襖干啥？”

“好看。”她拉著我的手，上上下下地看，“胖了，白了。在京深吃得好吧？”

“吃得好。娘，您瘦了。”

“瘦了好，瘦了精神。”她拉著我往家里走，“走，回家。娘給你做了紅燒肉，你愛吃的。”

我爹蹲在門檻上抽煙，看見我，站起來。

“回來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吃飯吧。”

紅燒肉、蔥花餅、清炒土豆絲、西紅柿雞蛋湯。擺了滿滿一桌子。

我娘一個勁地給我夾菜。“多吃點，多吃點。看你瘦的。”

“娘，我剛說胖了，您又說瘦了。到底是胖了還是瘦了？”

“胖了也瘦了。在娘眼里，你永遠都瘦。”

我爹喝著酒，不說話，但嘴角有笑意。

“爹，娘，”我放下筷子，“我在京深升職了。副主管。工資兩千五。”

筷子掉在桌上。我娘愣住了。

“兩千五？一個月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一個月兩千五？”她的聲音都在抖，“那你一年不就是——”

“三萬。”

三萬。這個數字砸下來，屋里安靜了。只有墻上掛鐘的滴答聲，一下一下的，像心跳。

我爹端起酒杯，一飲而盡。放下酒杯的時候，我看見他的眼角有亮晶晶的東西。

“好。好。”他的聲音沙啞，“我兒子有出息了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娘哭了很久。不是傷心，是高興。她拉著我的手，一遍一遍地說：“建國，你爹你娘這輩子值了。生了你這個兒子，值了。”

我在家待了七天。幫著我娘做飯、洗碗、掃院子。陪著我爹下地干活、喝酒、聊天。帶著我妹妹去鎮上買新衣服、新書包、新文具。

走的那天早上，我娘又哭了。

“建國，你別惦記家里。好好工作。”

“娘，您別種地了。地租出去，我養你們。”

“不種地干啥？閑著也是閑著。”

“閑著也比累著強。您的腰不好，不能干重活。”

“知道了知道了。你走吧，別晚了火車。”

我轉過身，走了。走了幾步，回頭看了一眼。她站在村口的老槐樹下，朝我揮手。陽光照在她身上，她的頭發白了很多，背也駝了。但她站在那，像一棵樹，不管風吹雨打，永遠站在那。

火車上，我靠著窗戶，看著窗外的風景往后退。田野、村莊、小河，一幕一幕的，像有人在翻一本巨大的畫冊。我想起八年前，第一次坐這趟車的時候。兜里揣著錄取通知書和全家人的命，又窮又土又慫。

八年后，坐同一趟車，兜里揣著畢業證和京深的工作證。不窮了，不土了，不慫了。

但不敢松一口氣。因為我知道，這只是一個開始。

回到京深，生活又恢復了原來的節奏。

上班，下班，加班。看報表，下車間，開會議。給蘇敏寫信，打電話，等她來信。

日子一天一天地過，不緊不慢。工資一個月一個月地漲，從兩千五到三千，從三千到三千五。

八月份，我拿到了第一個三千五的工資。加上績效，四千出頭。我在電話里跟蘇敏說的時候，她沉默了很久。

“建國，你知道我現在一個月多少錢嗎？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五百。研究生的補貼。”

我們都不說話了。

過了很久，她開口了。“建國，你變化好大。”

“什么變化？”

“你以前一個月幾百塊，現在一個月幾千塊。你以前是學生，現在是副主管。你以前——”

“我以前什么？”

“你以前是我的建國。現在——”她頓了頓，“我不知道你還是不是我的建國。”

我的心猛地抽了一下。

“蘇敏，我還是我。不管掙多少錢，不管當多大的官，我都是你的建國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那你說，你什么時候來接我？”

“年底。說好了年底。”

“好。我等你。”

掛了電話，我站在電話亭里，握著話筒，手指頭發白。

窗外，京深的夜空看不見星星。但我看得見蘇敏的臉。她在哭。我知道她在哭。她不想讓我聽見，所以忍著。但她忍不住，聲音是騙不了人的。

我攥緊拳頭，指甲掐進肉里，疼得鉆心。

蘇敏，別哭。

年底。

還有四個月。

一百二十天。